胡适说中医应该消灭！后来患了肾炎，求助中医治好，这下尴尬了

今天看到《中医灾难史年表》里面有几个例子很有意思：

其一就是大学者胡适，他说中医不科学，是落后的封建糟粕，应该消灭！但戏剧性的是，在他28岁之时，患了肾炎，协和医院告诉他等死。家人请来上海名医陆仲安，竟然治好了胡适的病，这下胡适尴尬了，到底该不该继续说中医是封建糟粕呢？说了，是忘恩负义；不说，是自食其言。真的好为难哦……

其二是大汉奸汪精卫，1929年2月，汪精卫的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，讨论通过了《中医废止案》……然而到了1933年，汪精卫的岳母得了痢疾，遍寻西医均无法治疗，大汉奸其妻找来名医施今墨，三下五除二，又把病给治好了，汪精卫闭嘴了！因为很尴尬啊，这下废止中医一事怎么还好意思继续下去？

其实，早先反中医的不仅仅是他们两个。同时期的很多海归留洋回来的“留学生”“名流”都或多或少有被洗脑和接受西方文化观念的倾向，而这些“名流”大多都是留日归来。所以说，现今“精日”分子猖獗，早从民国时候就有其历史渊源的！

这就是民国时期的“党国”精英的典型做派。

鹤翾在赵伟民四年前的一篇回忆文章中看到：

想当年，废除中医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……

●如清末俞樾1879年发表《废医论》，掀起了第一次废除中医的浪潮；

●1912年北洋政府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，以求“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”；

●1929年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上书教育部要求废除中医；

●50年代初，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，中医是封建医，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。

由于毛泽东大力扶持中医，最终卫生部两位副部长王斌和贺诚被撤职。

而主席为什么支持中医呢？

让主席见识中医神奇的是亲身的实践。

长征到达延安后，曾患风湿性关节炎，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。

吃了不少西药，仍不见效。一次，开明绅士、陕北著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主席。他为主席切脉之后，很自信地说：“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，吃了第一副药叫您胳膊抬得起来;吃了第二副药叫您胳膊能转动;吃了第三副药您的胳膊就自由了;吃完第四副药就能让您爬单杆了”。

那时，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，主席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，他们不同意服用中药。可主席力排众议，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。

吃完后，疼痛果然消失，胳膊活动自如了。这更使主席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。

后来又介绍李鼎铭为周恩来、朱德、林伯渠、谢觉哉、王稼祥等以及八路军的干部、战士治病，都收到了满意的疗效。

很快，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。不久，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，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。

建国后，主席还多次接受中医治疗。

1950年，主席发烧，一个多星期了，打了些针，吃了些药，烧还是不退。

他对保健医生、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说：“麻烦你给我吃点中药吧”。孔伯华诊了脉，看了病，开好药方，请主席吃两到三付。结果，刚吃了两付，烧就完全退了。 

也正是毛主席的大力支持中医的研究与发展，中医才能够取得一定的进展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屠呦呦的青蒿素发明获得了诺贝尔奖，它是从中药经典中获得了灵感。

屠呦呦获奖始终不忘毛主席! 在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后接受央视采访时候，一上来就是一句“毛主席说中医药是一座伟大宝库”,可笑的是，《新闻联播》、《新闻30分》、滚动新闻都播了，唯独《焦点访谈》很精致地手术刀般地剜除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
今天的中医已经到了不能再坏的地步了，废除中医的闹剧又一次次在中国上演，不知道九泉之下的主席会怎么想！

不过有一点是自明的，物极必反，中医必然走向振兴，但是，在这个振兴的过程中，中国确实需要一个象主席这样的巨人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够力挽狂澜，改变中医积重难返的处境。

中医已有百年的屈辱史，中医也面对了科学革命的挑战，也承受了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。大家看过本台的文章也都知道了不信中医，反对中医，黑中医的人是大有人在，（没看过的朋友点击此处参阅），以致有很深的争论和矛盾，这都和我们的近百年的历史有很重要的关系。

下文周其仁对这段历史刻画得更是深刻：中医就是愚昧落伍，西医就是科学先进吗？读罢，我们便能明白中医黑是怎么诞生的，（点击参阅本文：央视人民日报等盛赞中医！中医黑慌忙掏出了三板斧。）见识一下中医黑的傲慢与偏见

西医东渐，引发了西医与中医之间的矛盾、冲突和紧张，也增加了不同文明传统的医学、医疗技术之间的交互影响。

像我这般年纪的人，都知道鲁迅对传统中医的反感和抨击。最早读《呐喊》，应该是 40 年前上初中的时候。鲁迅的文字，自有让你过目不忘的力量：为了久病的父亲，年幼的作者每天先到比自己高一倍的当铺柜台典当拿钱，再到和自己一样高的药店柜台买药。更令人反胃的是，“开方的医生，因为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”

然而这般忙了四年，“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”朋友，如果你我也有类似的遭遇，会不会也像鲁迅先生一样，以此认定“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”呢？

后来才知道，五四前后不少文化名人，对中医都持批判态度。梁启超、陈独秀、胡适、傅斯年、吴昌硕等，都有过类似的言论。最早白纸黑字写下《废医论》的近代学者，还是章太炎的老师、清末国学大师俞樾。

到 1929 年，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，余云岫干脆正式提出“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” ——就是说，不限于非议，而且要在体制上废除中医的武功。此案引发全国论战，也逼迫中医团结起来“救亡图存”。结果，余案通过了却没有被执行。但是，从此中医（“国医”）就带上了“旧医”帽子，而后医生注册条列，规定中医只能注册为“医士”，只有西医才能注册为“医师”。

清末文学家、教育家、书法家俞樾

其实，无论是“贬”还是“废”，根据只有一条，就是“中医不科学”。余云岫论述废止中医的理由，撇开用语的激烈和尖锐，与俞樾以来一批中国学者关于中医的见解一脉相承。可以说，“西医＝科学与先进，中医＝愚昧和落伍”，差不多是现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。

问题是，西医从来就是科学的吗？

远的不谈，就是到了 18世纪中叶的英国，“人们普遍认为在发烧初期进行发汗是必需的。一般做法是在病人身上堆积衣服，提供具有发热性能的物质，诸如酒精、香料等等，这些东西往往使血液沸腾、痉挛加重、病情恶化” ——这比“不科学的”中医，究竟高在什么地方？

当时，整个欧洲普遍相信放血、催吐、通便等“清除体内有毒液体的方法”，因为在 19 世纪病因学说被揭示之前，“疾病被归结为流体和体液的不平衡”。美国的情况似乎更糟，因为《剑桥医学史》记载，在新英格兰的医生，“方法是一致的，放血、呕吐、发疱、用泻药、止痛等等；如果病情依旧，就重复用过的措施，直到病人死亡”。堪萨斯边界的一位医生这样回忆他的行当，“我几乎想不起在早年有哪怕是一种能被医生真正治愈的疾病”。

剑桥医学史

作者: 罗伊·波特

译者: 张大庆等

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-10

西药也好不到哪里去。1869 年伦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，“以每 35 秒钟一个病人的速度，（病人）被打发走时带上了剂量可疑的药物”，“它们基本上由通便剂组成”。1900年前后，美国的老式医生出诊时，“他们的诊疗箱里几乎没有药物”。这些老医生不但没有听说过年轻的竞争者所用的“新型”治疗方法，而且由衷地相信，“年轻医生最终会发现他们包里真正需要的就是让病人吐和泻的药物”。

那时中西之间的最大区别，也许不过就是西方世界还缺一个像鲁迅这样观察入微、下笔毫不留情的文豪。

萧伯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以上缺憾， 1911 年他写下《医生的困境》，说“在勉勉强强通过了考试、购得一个铜招牌后，医生很快发现自己开得处方无非是：为不喝酒的人开白开水，为酒鬼则开白兰地和香槟；在家中开牛排和黑啤酒，在路途上开不产生尿酸的素食食物；给老家伙的处方是紧闭的窗户、大大的火炉、厚重的外套，给年轻的时尚追求者则是呼吸新鲜空气，尽量裸露而不失庄重” !

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

就是说，传统西医也毫无“科学”而言。先进而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医所作的批判，对 18 世纪以前的西医，差不多全部适用。

在很多方面，传统西医之“不科学”，远甚于传统中医。真正把中西医之间的科学水平大幅拉开来的，不过发生在近现代而已。《剑桥医学史》小结道，“（西）医学发展的全盛时期大约从 1850 年开始。从那以后，麻醉学和消毒学的发展促进了手术的发展；公共卫生促进了公众健康；细菌学解释了病因学；实验医学也有所成就；并且磺胺类的药物和抗生素引发了药物学的革命。致命性的疾病也能治疗了，平均寿命增长了。医学和社会的关系如同度蜜月一般亲密”。是的，显微镜、温度计、 X－线、听诊器和心电仪等也是在 19 世纪后半期，才普遍进入西方国家的初级保健。

这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长话短说，就是工业革命在西方扩展，而中国保持以农为本的结构，人口和资源积聚的模式，从此有了明显的分叉。我们知道斯密定理的意思，是分工依赖市场规模，而市场规模首先依赖人口和资源的积聚。当 90％的人口散漫地居住在乡间的时候，社会既不需要、也无从支持分工深化包括知识分工的深化。在此基点上，知识累积的模式也分了叉。

中医的落伍并不是因为中医没有理论。广义地说，一切理论都是以“假说”、“猜想”的形态存在的。问题是，是不是把理论——假说和猜想——置于不断经受检验的地位，并不断创造条件验证这些理论，不断推陈出新，以逼近更高的对规律的认识水平。

从这点看，说传统中医输在无力提出系统而精确的假说和猜想，不如说输在缺乏验证理论的支持条件。举一个例，李比希关于生物化学的一系列假说，可以很快在先是吉森大学、然后是慕尼黑大学资金充裕、设备和人手齐备的实验室里得到验证，并在经受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去伪存真、去粗取精。反观中医， 2500 前的《内经》提出的“经络说” ——一个伟大的猜想和假说——差不多要到上世纪 70 年代，才在日本的大学里靠了现代摄影技术，方可做到让“看见”经络得存在。天分再高的猜想，长期没有机会遭遇可观察现象的检验，谈什么科学呢？

巴慕德说，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突破，其一是对“准确真实性”（exact truth）的寻求；其二是“托管制度”（trusteeship），即病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托管给医生、护士和医院。我的理解，追求“准确真实性”恰恰是为了满足不断验证假说的要求。“托管制”呢？除了人道责任和降低交易费用的含义，最重要的是把病人的身体转为医学科学的客观对象，而不再是以病人为中心、尤其不再以病人对自己病情的想象为中心。因为这两点突破，西医的科学水准把中医越拉越远了。

绝不是中国人不聪明，绝不是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医没有经验基础，也绝不是中医缺少天才的理论和假说，而是缺少提供不断验证、推翻、更新医学假说的条件。试想，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还是“10 亿人口、 8 亿农民”，哪里容得下程度很高的积聚和分工？个人之见，经济条件的限制，决定了追求“准确的真实性”，实在是非常奢侈的需求。

在少数人口积聚达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城市，倒是有条件实现更高水准的知识分工。但是很可惜，古代中国的大城市以帝王和官僚为中心，即使在中医分工水平最高的太医院，皇帝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龙体托付给他的宫廷御医。相反，皇上总是中心和主宰。“伴君如伴虎”的历代御医，谨小慎微、战战兢兢还来不及，哪里谈得到把皇帝老子的身体当作客观对象，从容循着“观察－问题－假说－验证”的科学路线行动呢？说到底，天下所有含糊不清的“理论”，惟一的“好处”就是讲不清楚对与错——那实在是逃避责任的最佳护符。

这是我对中西医近代分叉的理解。最重要的是，事情根本与“中”、“西”无关。凡同样的结构，都有差不多的结果。18 世纪以前的西欧、 19 世纪以前的美国、 20 世纪的中国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，不论什么医，都要面对科学革命的挑战。反之，在不具备条件的地方，任何激烈的批判和废除传统的主张，也做不到把“不科学的”、但为广大人口所“养得起”的传统医学医术，完全逐出医疗服务的殿堂。

附件：《年表》

注：2020年事件待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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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作者简介|

周其仁，华夏基石e洞察智库撰稿人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，著名经济学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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